80后美国与美国经济危机（连载 0308）

第三章 现代经济成分和一些变量分析

八

经济行为中潜藏着深刻的辩证法原理，不是纯粹的数学方法所能解释得了的，所以在研究经济的时候，必须走出经济学的狭窄范畴，从自然、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诸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扫描才行。质与量、得与失、快与慢、成与败、发展与落后这些关系都是相对的，是辩证的统一体，因为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思维动机、不同的人文理念，得出来的结论就可能完全相反，比如说，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扩大经济总量，在他们的观念里，GDP增长率约高越好，最好每隔5年GDP就能翻一番，可是，如果经济的质量不高，这种数量上的扩大就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质量毫无保障，所以美国经济每隔30年就有一次大倒退，可能就在短短的几周里甚至是几天时间，用30年时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有三分之一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国民还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这等于说，此前人们看到的那个GDP是不真实的，真实的GDP应该只有表象的三分之二。既然如此，当初就不如把速度放低点，看上去似乎慢了点，可实际上这个速度是最合理的，因为这个速度不会给经济埋下隐患。经济危机绝非股市里三个涨停板跟着一个跌停板那么简单的事情，经济危机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一个导火索被点燃，有很多人就会流血甚至掉脑袋的。英、法、德在这方面都有毛骨悚然的体会，所以他们从二战以后就转变观念，宁可慢一点，也要避免战火纷飞、流血杀头。简单的看上去，似乎失去了很多发财的机会，可辨证的分析，人家其实是获利甚丰。从这次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也能看出欧洲模式的好处，同样遭遇经济危机折磨，美国人就有点凄惨，紧衣缩食、忧心忡忡，而英法德的老百姓们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家闹完了工潮，竟携家带口外出度假。由此可见，经济危机对美国是切肤之痛，对英法德则是肘腋之痒。

客观地说，面对美国越演越烈的经济危机，英法德所扮演的是袖手旁观的角色，倒是一直被美国政府看成潜在敌手的中国，实实在在的给美国帮了不少忙。美国一些人少不得在心里把中国当成了傻瓜，但同时，也对英法德恨得牙疼，美国所以讲出“G2”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愤怒心理的直接暴露。中国千万不要把美国的话当真，所谓“G2”，用中国人的观点理解就是“哥俩”，美国跟中国讲“哥俩”，这可能吗？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战术从来都是贯彻始终的，有求于中国的时候，就跟中国论哥们，用完了就是敌我关系。

中国绝不能被美国给忽悠了，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发展自己，中国老百姓有钱了，中国消费市场就会扩大，那么中国进口额就会上升，其它国家也就有了发展的机会。但中国发展经济不能走美国盲目扩张数字的道路，中国一定要掌握好扩张与消化吸收的关系，吸收消化能力与经济扩张能力要同步建设，一定要避免经济患上消化不良的毛病。

不妨打个很俗的比方。人的饭量是有限的，因为人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可有些人嘴馋，见到好东西就吃起来没个够，结果就吃出病来了，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要花很多钱治病不说，还给人带来了很大痛苦。再一个问题就是严重的浪费食物，因为吸收和消化能力有限，猪蹄、鸡翅、鱿鱼、海参就原封不动的排泄出去了。这就是盲目追求数量的恶果。美国经济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好处多多，就发了狠的扩大规模，钱当然是没少赚，可病也养成了。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尤其是美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就算是勉强熬过来，也不可能再恢复元气了。美国有些学者现在嘴还很硬，其实在性质上跟北朝鲜已经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北朝鲜是光脚丫走路不怕鞋坏，美国是光膀子上街不怕雨大。

9.11事件美国人谈之色变，然而，恐怖袭击事件所导致的死亡率跟环境破坏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起来，根本就不算问题。美国每年都有100万人患上皮肤癌，其中大约10000人死于皮肤癌。美国的皮肤癌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原因不言自明，美国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让美国人头顶上的臭氧层变薄了很多。中国皮肤癌发病率是美国的1%。两者一比对，结论就出来了，在最近200年里，中国排放的工业污染物，只是美国排放的工业污染物的1%，所以美国人头顶上的臭氧量也仅有中国人头顶上的臭氧量的1%。最近200年里，美国GDP打着滚的增长，同时头顶上的臭氧减少了99%。一得一失，是赚是赔？也许，只有那些“不幸”患上皮肤癌的人说出来的话才是对的。

环境污染导致美国皮肤癌患者剧增，只是美国工业发展负成果的一个侧面，在1970年以前，除阿拉斯加、夏威夷美国几乎都被重度污染了，那种污染程度远远超过今日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听说过，从1960年开始美国政府决心攻克癌症，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远远的超过了越南战争的费用，尼克松执政期间，甚至悬赏鼓励科学家攻克癌症，奖金是一头与成功者体重相等的金牛。从这件事中就能看出，当年美国癌症发病率是多么的高，有人分析，从越战开始到越战结束，美国癌症患者的死亡人数可能是越战死亡人数的6倍，越战死亡人数是5.8万人。数年前有人说，美国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度，这话怎么听都有点别扭，200年重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伤害，岂是三、五十年就能恢复得了的吗？环境的修复是个非常缓漫的过程，美国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最近30年，人类明显感觉到，气候已经变得反复无常，洪灾、旱灾交替发生，沙漠化逐日加剧，包括海洋系统也越来越不稳定。似乎，地球生物圈和大气循环系统正在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快速恶化。受此影响，一些闻所未闻的传染病开始不断爆发，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除艾滋病外，非典、禽流感、猪流感接踵而至，使人类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生存和精神压力。许多人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忧虑，明年这个时候，会不会又有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绝不能把这种忧虑看成是杞人忧天，因为生物大规模变异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很有可能已经突破了临界，否则的话，除非有人能够证明，非典、禽流感、猪流感这些病毒来自某个实验室，而不是大自然。反之，如果不能证明这些接踵而至的病毒是由人类制造，那就说明，大自然正在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合成新的病毒。

面对这些灾难，人类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业文明对人类而言到底是意味着人类的成功还是意味着人类的失败？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

中国一定要从美国经济模式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发展经济慢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飞得很高然后一头摔下来，摔坏的不单是经济，还有整个社会、国家和自然环境，这个损失绝对是不能承受的。发展与落后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工业发展了，环境保护就会落后；科学技术发展了，大众文化水平就会落后；外汇储备发展了，国民收入就会落后；国民收入发展了，政治体制就会落后。所以说，发展一定要平衡发展、同步发展才行，绝不能顾此失彼。当然了，这不是说不能有重点地先发展经济，而是说，距离不能拉得太大，经济发展到某个节点，就应该停下来稍作休整以充实、巩固，然后等其它发面也有了长足进步，再谋划新的发展。古人讲欲速则不达，又说祸福相依，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很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搞得越来越像数学，看似严谨，实际上已经沦为机械论。

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研究经济一定要避免单纯经济观点，要从哲学高度用辩证法原理去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不懂政治的经济学家是不合格的，不懂哲学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政治是经济的反映，经济是政治的目的，当某种旧的政治经结构模式给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大于正面价值的时候，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体系就会诞生，而这个新的哲学体系必然会造就一种新的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政治经济结构模式。文艺复兴虽然只是影响了为数很少的富有的人，但却是欧洲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模式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产物，文艺复兴以艺术和文学革命开始，以哲学层面的突破结束。在欧洲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哲学体系构建活动，第一次是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成功的构建起了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直接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和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模式的诞生。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代，一大群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以科学为武器，构建了理性和有条件人性的哲学体系，从而导致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模式的瓦解和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模式的诞生。第三次应该从康德说起，因为康德是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一派是克尔凯郭尔发明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这种哲学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否定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作用；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精神只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最高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为哲学观的巨大差异，在政治经济层面就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存在主义认为，应该用科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模式取代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模式取代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模式。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模式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同时，也都部分的遭遇到失败。

至于人类社会究竟应该构建那种政治经济结构模式，不是这一节里要关注的话题，在这一节里之所以提出哲学问题，是为了告诉人们，经济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下面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在100个人里，有99个人是普通智商，有1个人是高智商。高智商者善于思考、善于发明创新，创新有多种含义，诸如制度创新、货币创新、证券市场创新等。普通智商者思维简单，发明创新自然谈不上。因为这个原因，在这100个人组成的社会中，高智商者就成了财富的聚敛者，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比其他99个人拥有财富的总和还多。比对历史上的案例，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古代中国都曾经是独领风骚的高智商者。

蒸汽机的诞生，是英国智商提高的标志性事件，而同一时期，其它国家则沦为弱智。结果是，高智商的英国开着轮船用TNT征服了全世界，于是英国就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又隔了100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也都聪明起来，其智商高得与英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在100个人里，高智商不再被一个人垄断，有一批人都拥有了高智商，于是这个社会就进入到了多极时代。多极时代大家都想发财，或者说，都想从别人手里赚取更多的财富，结果在财富梦的驱使下，君子协定最终就变成了强盗逻辑，大家你抢我夺好不热闹，最终谁也没占到便宜。这个时候的社会，高智商者聚敛的财富随着战火一同毁灭，普通智商者纷纷沦为乞丐。

历史又继续向前走了100年，美国因智商脱颖而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于是这个社会又回到了从前，一个人发大财，其他人看着眼馋。可是，这个时间持续的并不是很久，其它国家在智商方面就追上来，大有与美国一比高低的趋势。这个时代的智商结构是这样的，在100个人里，有99个人是高智商，只有一个人是普通智商。普通智商者虽然在智商方面落后于人，但他比较有自知之明，他心里非常清楚，发明创新想都不要想，自己唯一的出路是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所以这位普通智商者远远的避开发明创新的浪潮，选择回报率很低的工作：诸如给大家制作服装、烧烤面包、养猪、开饭店、卖茶叶蛋、盖房子等等。这些工作在高智商者的眼里当然不屑一顾，他们的想法是，赚大钱拚的是智慧、拚的是创新能力。黄昏来临后，高智商者放开电脑和程序，纷纷走进普通智商者开的饭馆，一边享受美食，一边高谈阔论自己发明创新的成就，当然，他们也不会忘记嘲笑一下那位汗流浃背的普通智商者，其中一位指着普通智商者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命运因知识而改变，如果你不努力学习，将来就得跟他一样，干很重很重的活，赚很少很少的钱，体面更谈不上。

然而十年以后的一天，这位先生的儿子发现，老爸居然以哀求的语气在跟那位普通智商者借钱，而且，借钱的还不仅仅是他老爸一个人。这个时候，这位先生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终日奔波四处求职，最后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售楼。地产公司的经理是那位普通智商者的儿子，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接过了父亲的建筑队，一干十年。大学生百思不得其解，99个天才为什么会输给一个普普通通的脑瓜？恰好有个哲学家从这里路过，他告诉大学生，笨人太多的时候，聪明人就赚大钱；聪明人太多的时候，笨人就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