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尽力想开点哟

风光三十年，突然间坐了冷板凳，这的确是件很残忍、很暴毒的事，何况又逢髦耋之年。

好在，如今是文明时代，坐冷板凳可以大放厥词，以泄其怨。

说来惭愧，我对心理学的研究几近国际领先水平，然则却忘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析茅于轼顺嘴开河背后的心理因素，直到日前看了茅于轼《高利贷不完全是坏东西取缔反倒不合理》一文，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茅于轼是在用这种方法发泄自己的怨恨：你越不爱听，我就越说；越是大错特错没有道理、越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越是说起来没完没了……

明眼人一看就懂了，“高利贷”一文与茅自称追求真理南辕北辙，至于“众人皆醉茅独醒”的效果就更谈不上。即便让那些热爱茅于轼的人分析，也不可能从“高利贷”中找到真理的影子，所以茅文发表后，茅粉们选择了沉默，至今不予任何评说。

看懂了，倒也不想再计较他什么，俗话说老小孩、小小孩，既然他犯起了牛脾气，那就随他说好了，只当是个乐子便罢。尤其是在目前相声艺术日渐衰落小沈阳一枝独秀的情况下，茅于轼的文章就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反戏正演，歪理正说，内容是丑恶艺术，表演形式倒是极严肃。

王家卫执导的影片，较多的使用反理性思维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色，戒》，表演形式是唯美主义，主题思想却大大的坏。茅于轼文章的效果足于王式电影媲美，当作经济学文章看，其实是看糟蹋了，而如果用纯艺术的眼光打量，则是难得的精神享受。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谩骂茅文，不如当作一种艺术创新，如是之，岂不各得其乐乎？茅发泄完了，心里轻松许多；我们欣赏完了，心里痛快许多。

细细想来，茅的所作所为也实数人之常情，你想啊，才几日时光，就从炙手可热甚至一言八鼎的红人、宠臣变成了赋闲的寓公，似如此卸磨杀驴，用人朝前用不着就朝后……是可刃孰不可忍？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这又何必，岂非跟自己过不去吗？自古及今，真被气死的都是输家，而赢家则如看耍猴一般，欣赏做歇斯底里状跳脚骂街的输家，输家骂得越欢，赢家就越是高兴，赢家的心理是：你越骂，越证明你输的惨重，再骂下去，不被气死也得被气疯。

只能受宠不能失宠，这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读书人的悲哀，比如长孙无忌，是唐朝的第一功臣，对于给国家的贡献茅于轼若与之相比九牛一毛尔，因此唐太宗对长孙无忌宠爱有加。但这又怎样？皇帝虽名曰万岁，真能万岁的半个皆无，还想三千宠爱加于一身，不是看臣子对老皇帝怎样，而是要看他对新皇帝的表现如何。

悲哀的是，饱学的长孙无忌也不知把书都念到哪里去了，竟然不懂这个道理，他仗着自己有功，屡屡口出狂言，明显是要跟唐高宗李治对着干到底。李治外表柔弱，心里可不柔弱，他早就对这个不是太上皇实数太上皇的舅舅恨得牙疼了，一挨权力稳固，一个不大不小的陷坑，就把长孙无忌埋葬了。

李治本不想杀长孙无忌，只是判了个流徙贵州，但待遇按一品官员供给。按说到了这地步长孙无忌应该痛改前非回头是岸才对，可他偏是个不明事理的人，在贵州大放厥词，恶意丑化唐高宗的政绩，把一个挺好的皇帝说得一无是处。李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个月后派大理袁公瑜去贵州结束了长孙无忌性命。

其实李治逼长孙无忌自杀实数多此一举。想那一世强人的长孙无忌，黄土埋了脖颈的时候，居然被刺配蛮荒，如此强烈反差的人生境遇，就算放他一码，信口雌黄去说，可心底里闷着的那口恶气，也会要了他的老命。不然，请放眼古今宦海，先是千般恩宠，然后被打入冷宫的读书人，庶几不是死于怨妇心态呢？

人不怕一生不得意，就怕一直得意但突然失意。李清照说：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真难将息的又岂止是天气，心灵是比天气更难将息的：一年三百六十五，风刀霜剑严相逼。古人说“弃妇春梦了无痕”，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哟。

想来，茅于轼八十有一，虽然面皮红白、气息尚好，毕竟年事已高，稍有风云变幻或道路不平，都让人揪着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发泄发泄不是不可以，但千万不可动真气。还是前边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节怨顺便，尽力想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