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只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从欧洲病夫变成了欧洲强国。据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高校教科书介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而在不久前的沙俄时代,俄罗斯还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外出口主要是农作物,硬通货储备是皮毛。在一战开始之前,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是略高于日本,与西欧列强和美国相比则有天壤之别。
一、学者至少要尊重事实
茅于轼在文章《效率和公平:历史的归纳》中说,马克思追求公平,但对效率没有下过功夫系统研究,所以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只能体现公平,但不能创造财富。新中国的成绩,不想在这里多说,因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说的比咱们中国人说得更透彻。在此只简略的交待几句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发展情况。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只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从欧洲病夫变成了欧洲强国。据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高校教科书介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而在不久前的沙俄时代,俄罗斯还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外出口主要是农作物,硬通货储备是皮毛。在一战开始之前,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是略高于日本,与西欧列强和美国相比则有天壤之别。
在沙俄时代的鼎盛时期,俄罗斯有7千余家工厂,但其中只有军工企业如武器弹药、舰船、机车制造业的规模比较大,而与民生有关的工业企业只是些中小企业,机械化程度很低,设备也比较原始,还有很多企业其实根本就是手工作坊。工业实力雄厚的西欧列强根本就没有把沙俄的工业放在眼里。
但到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工业实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是工业企业的门类齐全,二是这些企业规模庞大,三是现代化程度高,四是效率很高,五是企业数量庞大,有三万多家。革命前的俄罗斯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但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世界的13.7%。
可笑的是,茅于轼从个人需要出发,否定计划经济的效率,即便我们不怀疑他这样写文章抱有恶性动机,至少要怀疑他的学术能力和知识视野。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而茅于轼一贯的作文风格是,——我说是它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也忒霸道了吧。
说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不够人道这是事实,正如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也不够人道一样。其实大家纠缠这个问题实在没必要,阶级斗争就是分外眼红的事情,比如美国政府派军队镇压工人,中国则动员红卫兵打倒走资派。但如果说社会主义没有效率,未免罔顾事实,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经济模式,在效率上能超过计划经济模式。
二、整体效率与个体效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不讲效率,而是把效率的着眼点更多的放在了提高整体效率上。欧美资产阶级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现,计划经济模式比之市场经济模式具有巨大的优势,第一、计划经济能避免浪费,因为分工明确,所以不会产生重复投资;第二、计划经济高速高效,因为集中使用了财力、物力、人力,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办成很大的事情;第三、计划经济能有效处理轻重缓急的关系。这三点,先天不足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效率,是单纯个体层面的效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个生产企业,由于引入竞争机制、引入某项新技术和物质刺激等手段,工效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这实际上就是微观层面的效率,而与宏观层面去看,这种高效率未必能得到好的结果,也没准会适得其反。比方说1970年代,由于丰田汽车采用了多项新技术包括节油技术,效率得到了成倍提高,在市场中夺走了美国汽车厂家的大部分份额,迫于无奈,许多美国汽车厂家不得不关闭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的生产线。生产线被闲置,无疑是个巨大的浪费,一正一负,从整体效率的观点看,效率其实并没有提高,只不过是效率行为的转移而以,从美国汽车行业转向日本汽车行业。
效率行为转移贯穿市场经济的始终,不特企业间和产业间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这个模式,当美国国家生产效率提高的时候,英国国家生产效率就要下降;当日本国家生产效率提高的时候,美国国家生产效率就会下降。而最近20年,由于中国国家生产效率提高了,结果全世界生产效率都下降了。只要是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效率转移以及由效率转移而导致的成败交替现象就永远不可能避免。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个问题,1980年代以后美国才积极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以经济整合的形式避免恶性的市场竞争。
就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而言,虽然还是市场经济层面的东西,但究其实质而言,所谓的经济一体化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模式。第一、经济一体化强调国际分工,而市场经济不但不讲分工,进而反对分工;第二、经济一体化强调资源合理配置,做到人、财、物的合理使用,而市场经济不这样,在市场经济中,大家就像打群架,争人才、争资金、争物资;第三、经济一体化强调产业链整合,产业上下游有机互动,上下游产业最好能够做到供需平衡,比如,市场中有多少钢材需求量,钢材生产企业大致上就生产多少,而矿石生产企业也尽量做到按需生产。而市场经济可没这么多的限制,大家各干各的,管它需要不需要,反正多多益善。
亚当·斯密强调用看不见的手管理市场,可事实上这只手从来就没能有效的管理过市场,这只手更像是个帮倒忙的家伙,越是在世界经济乱得一团糟的时候,它就越是出来添乱、添堵、添麻烦。原因就在于,这只看不见的手只关注个体效率,不关注整体效率,越是效率高的个体即私人生产企业,就越是能从这只手带来好处,反之就只能倒闭、破产,结果投入了大量社会财富和人类劳动的工厂和产品,就在这只手的掌控下,一夜之间变成了不值一文的废弃物。试问茅先生,帮一个毁一片,这样的市场效率,能称之为效率吗?
我们当然承认,市场经济模式有利于技术创新,但也必须看到由竞争所造成的无序生产造成了大量财富和劳动的浪费。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计划经济并非不强调技术创新,而是强调技术创新不能以牺牲社会财富和人类劳动为代价。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一直都是个重要话题,因为马克思有关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至要前提,就是社会生产力必须有巨大的提高。事实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重视技术创新,因为这二者的动机不同,计划经济的动机是提高全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而在市场经济中,私人生产者的动机是金钱,如果低廉的劳动力能带来利润,宁肯使用落后的生产线,中国其实就是这种现象。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否定计划经济,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体制。
三、历史与现实不能分割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发展经济必须充分考虑历史现象,任何虚无历史的经济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和有害的,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演历史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资产阶级对历史周期律作了哲学层面的反思,这种反思使他们认识到,催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贪婪,只要这种贪婪聚敛财富的社会模式存在,即便没有马克思主义,阶层战争也不能避免。反过来,假如资产阶级给工人足够的尊重,即便有马克思主义存在,也完全能够避免阶层战争。
西欧大陆从此跳出了历史周期律,在战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尊重和理解是西欧社会的主基调,虽然我们还不能就此说西欧就是公平与公正的社会,但工人阶级的待遇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作为工人阶级,当然不能避免被剥削的命运,但如果能够避免被虐待,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讲,工人阶级就会让他们感到安全。比较有趣的是,中国的极左和极右人士,都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极左是论资必反,极右则是良知泯灭,在他们的心底里,即便是欧洲资本家给了欧洲工人一点好处,都挖心挠肝的疼。
此前我曾经多次讲过,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中国的阔财主跟旧中国的老地主们一脉相承,心黑、手狠、贪财。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人性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宁肯把宠物狗当亲爹供养,也不肯为穷人家的病孩子捐助一点医药费。虽然不是很赞成中国红色学者们的偏颇想法,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在中国社会,的确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绝没有西欧中间道路存在的可能。这的确让人深感悲哀,同样的富人,为什么西欧富人在人性层面就能自我完善,而中国的富人却执意要放弃人性呢?如果执迷不悟,就像历史曾经以血与火的形式一次次审判富人一样,今日中国社会里的富人肯定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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